赵晓，江西奉新人，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等等等 什么是“有十字架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显然，无十字架的变革比比皆是，中国几千年的变革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部分变革也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所有这些“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 。 我们来看几个“有十字架变革”的例证。“有十字架的变革”历史上最早在欧洲发生。当基督教传入欧洲的时候，欧洲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曾经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罗马有许多优秀的文明，但在两点上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一是崇尚武力，到处侵略，以此维持帝国的繁荣；搞角斗士，以此维持帝国的血性。二是罗马人缺乏道德感，普遍放纵、非常腐败，其澡堂之多、之盛只有今天的中国可以比拟。基督信仰传入罗马后，经历了一个从逼迫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当基督信仰融入罗马文明后，就开始对罗马帝国消毒，罗马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罗马，不再那么道德腐败，罗马后的欧洲博爱精神和敬虔意识成为主流，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后，一飞冲天。 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第二个典范是美国。美国建国的祖先是不是一帮在欧洲活不下去的人，而是一群秉持十字架理念，充满理想的清教徒。他们远渡重洋，冒死奔赴北美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有十字架变革”的山上之城，让全世界都看到上帝的荣耀。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美国不仅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有十字架变革”再一个案例是东亚。东亚的日本本来就受到了欧美的影响，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美国之手动了外科手术后而进一步改变。东亚四小龙是继日本之后的不是经外科手术，而是内在变革成功的例证，但同样经历了“有十字架变革”的过程。比如，韩国，其基督徒人数的比重早已超过老牌的欧洲国家，其派出的宣教士人数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在首尔的夜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遍布的十字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其华人中的基督徒比重在20％左右，知识分子中则达到三分之一，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其宣教士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新加坡表面上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实质是“有十字架变革”成功的典范。新加坡华人的精神资源基础要远比中国大陆更为博大、雄厚，这成为其现代变革成功的基础。可惜的是，许多去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只看到其管制制度，失之于考察其管理文化的深刻变化。香港，基督徒人数比重并不是太高，但香港的中小学绝大多数是教会学会，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受到了基督信仰、基督品格的影响。台湾，其基督徒人数比重是最低的，但台湾的高官等精英阶层（包括目前的马英九在内）许多是基督徒，台湾的内阁中经常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是基督徒，中国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孙中山所倡导的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节制资本”等思想对台湾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均收入没有出现悬殊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将人类的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十字架的变革，一种是没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因此，它一直是在某种治乱循环中打转转，史家称“趋稳定结构”。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则不同，一方面中国的变革受到了西方有十字架变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未来的政治变革方面越来越从西方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国内在的生命变革也是非常惊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数十倍，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一百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人增长到7000多万，甚至可能超过一亿人口。目前，好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成为基督徒，从农村的老太太、老大爷、打工仔打工妹到城市里年青的知识分子、商人乃至少部分官员，都在开始接受基督信仰。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今天仍然是惊人的，在未来必定是影响深刻的，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变革的同时，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生命的变革，出现了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在生命上的融合。 这样的生命的变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可以讲很长。但我这里仅指出两点对于中国有特别有好处的地方，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第一，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现代规则文明的基础。无论是市场经济文明还是现代政治文明，其本质上是规则文明。比如马英九当选了，陈水扁就应该祝贺他，你必须尊重规则，而不能搞暗杀。市场经济中的赢亏也是这样，你必须承认契约最高，而不能为谋利不择手段（一个反例就是哇哈哈的宗庆后，只以利益为依归，缺乏商人信条）。对规则的尊重来自契约精神，而基督信仰的文化恰是以《圣经》旧约和新约为基础的文化，上帝和人立约进而让契约变得具有神圣性，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契约精神。比如，几千年儒家学说讲的其实是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多要求是下面的服从上面的，是单方面的义务，但没有讲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不是契约，而是秩序，是礼制。 第二，是博爱精神。在基督信仰之前，人类的爱往往都是狭隘的，中国人是所谓的“等差之爱”，即视所爱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来施爱，古希腊是“优爱”，即爱优秀者（身体健壮的人、美女以及美好的智慧），但对弱势群体则不能施之以同等的爱。现在社会所谓的宽容和谐，实际主要来自于基督信仰的影响。基督所倡导的博爱精神超越了人的差别，他让人爱所有的人，包括仇人，同时倡导无条件地爱，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人对你好、可爱你才爱他，他对你不好你也要爱他。这就带来彻底的博爱精神，进而塑造宽容和谐的文化。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比爱自己更多的博爱精神的倡扬是关键。 以上两种精神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人的传统人格。总结中国历史上人格类型，多的是三种。一曰“顺民”，即逆来顺从、麻木不仁；二曰“暴民”，逼急了老子跟你干，逼上梁山，滥杀无辜。三曰“逸民”，不关心世事，骑青牛出函谷关，自善其身。中国历史上所最缺者公民，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最需要者也是公民。公民既不做“顺民”，更不做“暴民”，也不做“逸民”。他有爱心，有理性，尊重规则，以善胜恶，致力于用爱心和理性，建设性地推进社会的更新与进步。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有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基督徒群体或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 。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会带来更加优秀的文化，进而奠定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所以，中国这一次的变革与历史上的变革有大的区别，它是一个文明的变革，包含着人的生命的更新过程，而这样一个生命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 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有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变革不仅意味着变革的成果非常伟大，而且变革的方式也都是非常伟大的，创新的变革。 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 的确，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不过是外在表现而已，最终却都是从心发出的。一切的变革最终取决于生命的变革，取决于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内在文化操作系统的更新。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果没有生命的操作系统的变革，只停留表面的变革，那是很危险的，失败巴列维的伊朗变革就是警省。生命的变革将带来人格的改变，而人的品格是建设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如果我们非常想建五十层的大楼，但是我们地基只可以建五层，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建五十层的话，就会倒塌。 我们看到，几千年的中国不缺乏盛世，所缺乏的是持续的发展、和平的变革，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望让中国第一次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复兴与震荡的周期）。
